余彭年，原名彭立珊，1922年出生于湖南省漣源市藍田鎮一個普通商人家庭。
余彭年認為，做好事需要精力和時間，否則也達不到希望的效果。所以他辭去董事長的職務，以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做好事。
本報記者 薛京
“你們做這個榜等于做好事，比出錢更有效！”余彭年對《公益時報》說。他強調
“等于”兩個字，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。
“我這次排在第二名，如果有更多的人排在我前面，那更好啊。我做得好，有人比我做得更好，我會很高興啊。”余彭年難掩喜悅之情，語速很快，語調熱情而有活力，難以想像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。
用心良苦做好事
“我現在做‘光明行動’，我要親自看到病人動手術直至康復的整個過程，我要親眼看所有的錢全部用在了患者身上。”余彭年的普通話中雜有湘、粵痕跡，雖然個別語詞听不真切，但每個字里飽含的熱情是易于感知的。
對自己每一次慈善行為的每一個細枝末節，余彭年都會不遺余力地親自督辦，“否則我不放心。”
余彭年的不放心由來有自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，他給家鄉湖南捐贈了10部救護車，“不是一兩部，一共10部啊。但後來我發現，有個別人拿我這個車做專車了，我很不開心。”
這10輛進口三菱救護車在當時是世界最先進的，配套的救護設備也非常齊全。但兩年後他卻被告知，車被改造成掌權者個人的專用車，而車內設備已不知所蹤。
盛怒的余彭年將車全部收回，轉贈給漣源縣幾家醫療單位。然而他再一次領略了憤怒的滋味，救護車再次被挪作私用了。
“錢拿給他們就不見了，所以我現在要親眼看到我捐出去的錢用在了該用的人的身上。”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實屬余彭年的無奈之舉。
由于幾年前患過白內障，對生活在黑暗中的痛苦有切身感受，余彭年于2003年啟動“彭年光明行動”，計劃用3至5年的時間，捐贈5億元人民幣，為中國貧困地區的白內障患者免費實施白內障復明手術。
“有錢人我不管，沒錢人全免費。”余彭年說，“我親眼看到那些病人重新恢復了光明開心的樣子，我心里才踏實。”
做好事需要時間和精力
“等我見了馬克思後，我的財產不想留給兒子。我這個五星級酒店等于是一只不斷下蛋的母雞，這樣就能保證做好事的持續性。”余彭年把他的慈善事業稱之為“做好事”。
2000年，余彭年傾其所有，耗資20多億元建成了中國第一座慈善酒店彭年酒店，酒店開業時他便對外宣布，將這只“可以不斷下蛋的母雞”所生的“蛋”，即經營純利潤，永久捐獻給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；在他有生之年，酒店不出售、不變賣；在他百年之後酒店產權不贈與、不繼承。
為了保證“母雞”能下出又大又好的“蛋”，余彭年事必躬親，工作起來干勁十足，“像個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！”酒店的員工這樣評價時年82歲的余彭年。
但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為了把更多的關注投入到慈善事業中來，2004年6月1日，彭年酒店交由希爾頓國際酒店集團委托管理。早在當年年初，余彭年就辭去了該酒店董事長的職位。“我要專心專意做好事，”他說，“做好事沒有精力沒有時間也做不好，所以我要專門做好事。我寧可每年拿1500萬元委托管理費給希爾頓，來獲取我做好事的時間和精力。”
近日，余彭年正在籌建他的第二只“母雞”，“我在龍崗買了塊地，67000平方米，我準備再蓋一座五星級酒店。”
做好事的純粹境界
余彭年從1982年起，便邁出了他“做好事”的第一步。他捐獻數千萬元在家鄉漣源市興建立珊學校、處理污水的立珊水壩、彭立珊救護中心等。目前，他的捐獻範圍已遍及中國。在長達24年的時間中，他的慈善行為受到社會廣泛好評，但同時，也遭到部分人的非議，認為他這是“作秀”、“營銷手段”。
“手段？！”，余彭年的語氣中帶有明顯的憤怒，“我為湖南捐贈幾千萬，政府可以給我很多機會，但我在湖南從來沒有做過一筆生意，也沒有做過政協委員、人大代表。”他旋即又笑起來，很達觀地說，“我是純粹捐獻，不附加任何條件，這些都是可以去調查的。別人愛怎麼說隨他去吧，反正不管他們怎麼說，我仍然要做好事。”
提到個別企業家在為社會進行捐獻時的動機，余彭年毫不隱諱地說︰“這個我有看法。我不是暴發戶，我的錢是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，捐出去的也都是真金白銀。不像有些人，錢從左袋拿到右袋。不過不管他們的錢從哪里來的，只要做好事我就贊成。”
做好事源于父母遺願
余彭年並非一夜暴富，“我拉過黃包車的啊。”他感慨道。
幼時的余彭年曾目睹家鄉發生水災時的淒慘景象，家中賴以維生的東西幾乎被洪水劫掠一空，全家八口無家可歸。艱澀困窘之際，鄉親們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。
余彭年心中至今充滿感激之情，他說︰“如果不是在大家的幫助下重建家園，也就沒有今天的我了。”他一直牢記父母生前的叮囑，“日後如有出息，一定要為家鄉做幾件好事。”
上世紀40年代中期，余彭年離開故鄉，只身一人闖蕩上海灘。除了拉黃包車外，他還擺過地攤，打各種零工。1958年，余彭年輾轉香港。他從勤雜工干起，歷盡了生活的磨難。因此，對創業艱難，余彭年深有體會。
“我在港台呆了50年呢，先打工後做老板，我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。”余彭年的第一桶金將近2000萬元，但隨後又在股市的投資中全部失去。余彭年沒有從此萎靡不振，在零的基礎上又重新振作起來。
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，面對它的得而復失和失而復得，余彭年覺得自己開始成為金錢的駕馭者，而不是膜拜者。
巨額財富的擁有者余彭年，今天還保持著質樸的生活習慣。據余彭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，他常穿的一件外套，後背和腰身處都被手工縫制上松緊帶，他說這是“合理利用，胖瘦都可以穿”。
應鼓勵越來越多的人做好事
“有些山區生活蠻苦的，吃不飽的有，沒有衣服穿的也有。政府想救濟，但也有一定的困難，所以應該鼓勵海外人員都來做好事，動員全社會的力量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。”余彭年坦率地說，“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沒有人權，這就是人權的體現。”
2002年6月，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遞交信函，請求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立法，保障他所要捐獻的慈善財產的安全並合理使用。
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對此做出積極反應，于同年7月8日復函余彭年，“有關您的捐獻意願，我們將迅速采取行動，並按照國家有關法律的規定，仔細研究，妥善處理。”
2002年12月9日，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通過了《深圳經濟特區余彭年慈善資產管理規定(草案)》，並計劃提交深圳市三屆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。
如今，時間已兩年有余，此事再無下文。
余彭年說過，“海外僑胞並不是生下來都注定能發大財、成為大富豪。其實，他們大都是憑著一雙空拳、苦打天下起家的。每一塊錢都凝結著僑胞的血汗，飽含著他們的心酸。然而，只要事業有成，他們都不會忘記為家鄉造福……”
他認為，政府目前對慈善事業的鼓勵程度還不夠。“有很多人想做好事，政府其實應該很好地利用大家的積極性。《公益時報》的此次活動很好，這樣就能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。”
“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自古有之，但改革開放以後，這類事情已很少提及了。”余彭年有些惋惜。
錢要用于做好事，而不是留給孩子
“你們一定要把我這句話寫進去︰兒子強于我，留錢做什麼；兒子弱于我，留錢做什麼。”幾乎每次面對媒體采訪，余彭年總會把這句話語重心長地復述一遍，他認為，“為了給兒子、孫子留下遺產，創造各種好的條件而搞得身敗名裂的大有人在。我不這樣想，他們有房子住，有工作做，有這個就足夠了。”
余彭年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孫子，他沒有給兒孫們介入彭年大酒店的管理工作，只讓他們在酒店的基層做小職員。“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。他們要是沒有能力，大廈的基業會被敗掉。”
“我的思想是第一位的。”余彭年認為自己達觀的處世態度才是兒孫們應該傳承的。
有人稱余彭年是中國的卡內基，他謙遜地說︰“這一點點錢不夠資格，我不能和他們比。但我的思想可以與他們比。”
“我要在中國起個帶頭作用。”余彭年快樂地說，他用“做好事”來構築自己“人到無求品自高，助人行善是快樂之本”的生命境界。
采訪後記︰
余彭年非常熱心地給記者發來他親自設計的報紙版式，他笑稱自己年輕時做過記者編輯。看著構圖大氣，色彩運用得體的版面設計，真疑惑是專業人士的手筆。此外，他說自己的普通話說的不好，怕記者在采訪中對他說的某些具體數據產生誤解，特意叮囑秘書高小姐與記者核實文中的各項數據。年齡于余彭年而言似乎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注腳，他的生命在歲月的流逝中是成長而非衰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