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光達接過小報一看，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講話摘錄:“今年二月，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，他們策劃政變！”“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‘二月兵變’，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。”

　　“胡扯！”許光達十分氣憤，把小報一扔，“什麼‘二月兵變’，這事我清楚。”原來,1966年春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了一個團給北京衛戍區，主要是承擔民兵訓練、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。衛戍區曾為此到北京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借房子給部隊暫住，學校沒同意。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，怎麼變成“二月兵變”，還把彭真、賀龍硬扯進去呢？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

　　這時，許延濱、沈燕和曾正魁回來了。許延濱是許光達的獨生子，此時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，同紅衛兵串聯，回到了北京；曾正魁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，許延濱的未婚妻；沈燕是許光達的養女，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。剛才，他們到北京大學看了大字報，又發現了不少新聞，見許光達回來，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講述起紅衛兵的“戰果”來。

　　許光達皺著眉，打斷他們的話題: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，會有兩個司令部嗎？你們天天喊‘造反有理’，造誰的反？你們年輕，見過的事少。凡事要多動腦子，多問幾個為什麼！”

　　听許光達一說，三個青年剛才的那股熱情一下給問沒了。在以後的歲月中，他們再也沒有去參加紅衛兵的“造反”運動了。

　　盡管許光達不讓孩子們看大字報，但他自己卻只能從大字報上了解社會動向。原來，許光達雖為中央委員，卻很少看見中央文件，也很少參加中央會議。

　　隨著運動的深入，一向莊嚴的裝甲兵機關大院，也開始受到紅衛兵的沖擊。大院內，機關辦公樓下到處貼滿了大字報，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，也不顧饑餓與疲勞，無休止地辯論著，爭吵著。

　　11月28日，工程兵學院的紅衛兵派出代表來到裝甲兵機關，找到許光達，提出要和裝甲兵的造反派們一起，在院內開批判大會。紅衛兵提出要批斗裝甲兵黃政委（黃是剛從工程兵調來的），他們說黃政委在工程兵學院工作期間，生活作風不檢點，有不少三反言行，過去沒有人敢惹，現在機會來了，也該清算他的問題，還堅持要在批判大會上給他戴高帽子、掛牌子。